民主自治實驗

緣起:對反高鐵停撥款大型行動的號召/參與的反思

自從 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以農曆年前後作為一個階段)的「反高鐵 • 停撥款」幾次大型集會事件,自治八樓成員與社運電台FM101均大力參與在「八十後反高鐵(社群/網絡)」當中,而一同發起過由「苦行」到「五區苦行」及「斷食」行動。一開始思索的是如何讓我們所叫喊的聲音可以從公眾層面得到理解從而叫停整個以「公眾利益」為名所脅持的「高鐵」討論。因此當時發起的行動,實質上都以公眾作為觀眾或遊說/對話的對像。

與此時間發展線配合的還有此一階段運動的後期,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多次發起的大型群眾集會,當時的想法就是想通過大型集會而向官方(包括政府與政客)展現出群眾參與的力量。可惜出現現身參與在集會的圍立法群眾雖多,但不同程度的「大會/組織者」與群眾或不同參與群體之間的溝通運作不暢順,令我們深深反思到這一操作對社運實質意義上除了傳媒上的勝負之外是否還有什麼。

而在日漸強大的運動網絡動員下,社運界開始熟練於叫出有一定號召力的口號或綱領,號召出上千計參與人數的行動。然而在行動現場當中,作為運動組織者的「我們」,當時實質上很容易投到至一個「行動主體」的感覺當中,而時有忽略掉現場因不同背景而來的每個個人或群組的參與者,既有經驗繁雜,更有著獨立而跟大會未必一致的立場、想法、目標、行動方針以及「收貨位」。而現場正正就是一個可握進群眾之間關係、推動群眾對於現場共同參與決議/決策,期望參與者都可以通過溝通而達致互信立場、拉近而最終可以生成共識的整個民主重要經驗。由是,當我們作為持有較多(社會/社運)資源的群體,在建設出一個似乎從群眾而來的權力時,我們又是否能就:

  1. 群眾於現場之參與方式與現場所謂的大會/組織者之間的互動或互動之可能
  2. 現場群眾與其他本不認識的他人溝通與溝通之可能
  3. 當兩者都有足夠的涓通與互動下,行動當中群眾參與行動決策之可能

並在這三個層面繼續思考與嘗試,以推展「活動參與人數」上升之後對運動所可產生的合理生產性意義。

契機:

及至2010年3月社運界蘊釀著需要通過大型集會行動來展現社會對政改過程政府與政黨的荒誕與荒謬。當時不同的社運參與者都引用不少參與反高鐵時的行動經驗,當中的大型集會以「包圍立法會」為當時的重點呼籲。

當時的FM101參與在反政改大聯盟,並獲得一個完場前集會的論壇環節。而這作為一個契機,FM101當時邀請自治八樓成員一起思考在這個環境下如何處理這一環節,更能豐富參與者的「民主生活經驗」,由是生產了第一次的民主自治實驗(下簡稱:「民自實」)。

執行:

民自實其實對於社運界來說不應算是新鮮事物,由很多外國行動經驗中我們知道外國大型行動的組織者,有很多處理理場溝通與決策可能的機制,同時參考到外地社區發展的並同規劃,都有著一些近似的結構,可以協助群眾與在場所有其他人有一個較有效的溝通路徑讓個別的意見經由同組參與者的聆聽砌搓。(詳可參見南生圍作一內例之「討論流程」文件)

在2010年第一次民自實,我們分享了一個決策機制的想像,就是將人群分做一個個小組,組內設有數名不負責發表意見而只負責引起、整理所有人意見的「促生」(FACILITATOR)然後所有人需要在一個限定時間內發表、聆聽、溝通、討論、調整個人立場,如是就生出一個小群體的總立場。為在小群體立場生成之後,可以生出更大的總立場,小群組需要在限定時間內又派代表與其他小群組派出代表交流溝通,讓這些代表所有歸納並帶回自己的群組內討論,並調整出小群組對大群組的立場。如是者來回覆議,令不同人、群組的關注點可以放入大立場當中。

而民自實成員在啟動了實驗之後角色就分為:

  1. 主持
    負責時間上的限制、程序上的提示
  2. 促生(FACILITATOR)
    主要負責觀察組內成員的情況,在群組內發生有效的引起溝通、討論、歸納、疏導及協助互動的工作,當中應有最少三個分工角色(但不帶任何個人意見、立場與判斷)

    • 報告情況(如報告紀錄之整理、現場各組、主持、更外圍正發生而與討論相關的報告人員)
    • 紀錄(討論之紀錄)
    • 溝通(負責歸納組內每個人所關注的重點、原因、前提等等)
  3. 場內協作人員
    為著時間掌握、促生們所需的協助(如翻譯)

工作:

2011年3月

  • 整理討論筆記及回傳訊息予參與朋友「尋找我誠黑鷺音樂會 ~暨~ 民主自治實戰討論會」
  • 一批參與成為促生的朋友有興趣進一步參與到民自實因而開展就民自實發展的重新思考會議
  • 當中主要討論為民自實的民主想像、民自實在動態與靜態討論發生之可能,上述想像所需要之條件及如何達致有關條件

2011年3月至6月

反財算遊行、六四反警權遊行等行動中,現場參與者集體決定佔領馬路的令民自實一方面推長相關的探索,但群眾嘗試參與民自實去達致直接行動,我們認為仍有部份需要向其他群體朋友彌清的需要。

2011年6月

有社運群體希望在七一遊行後辦一個讓市民或社運朋友可以內聚思考行動方式的生活營,但七一後被捕人數太多等問題令生活營舉行無了期押後,參與在生活營的實驗因而作罷。而後不同朋友都投身參與在學界、重建等運動當中,討論亦因而暫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