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學聯四十五屆，這個六．四音樂節已經和社運資源中心開始有合作的關係。在籌備期間，當年的管委會主席林靜指出，若要把活動納入中心的年度項目中，在行政上會頗為麻煩，要經常委審議。當時的籌備人員理解此為行政程序而已，既然當年只運用資源中心的器材，在麥花臣球場舉行，只提供了人力和物資的支援，沒有把中心作為合辦者，於是當時就放棄了最初希望透過學聯的系統接觸到除市民外的學生社群。

　　四十六屆，因為得到管委和中心社會人士的熱切支持，社運資源中心正式把音樂節寫入年度計劃之中，而且更希望可以藉著學聯的資源，把活動的規模拓大和把構想深化舉行，可惜適巧六．四當日是周日，我們每年選擇之前六．四（或當日）的周日，變得與維園撞期。在討論計劃過程間，常委堅決要求計劃改期。最後管委自行撤回項目，一如去年，由中心的朋友及合力籌辦的社會人士自資舉行。

　　四十七屆，中心再嘗試把計劃納入年度工作項目。以學聯為本地學生關注六四及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窗戶這個理解，是活動的最適當的青年平台。可惜，此想法仍然無法被常委理喻。要求把計劃撥交民基，只作後援。民基最後予計劃資助。

　　源此脈絡一直檢視下來，這個活動一直無辜的被牽連在常管二委相互的歷史偏見之間，成為一個犧牲。相較於活動所得到的社會支持，包括眾多的表演者及參與團體，所有同學與非同學的義工等，實在汗顏。即使常委在籌備期間承諾會到場參與，展示學聯資訊，最終亦不了了之。反而綠色和平及國際特赧組織，在不夠人力現場參與亦派人送來物資參展，人文協會和Better Hong Kong均到場擺攤，加上眾多其他團體的展覽和不同形式的表演者的落力演出。自由文化音樂節給予到場的朋友一個無論在資訊或演藝上，均豐盛無比的收穫。

　　這個經驗帶回一個很值得檢討的問題：究竟學聯的活動是單純的內圍的學生活動，還是也為市民而動員的。自由文化音樂節的計劃書寫得非常清楚，活動的面向和工作目標都是以社會大眾為先的。其支出今年最終由民主發展基金資助，歸根究底，資源本來就來自香港市民，那是更合情理的。然而，即使是學聯的年度活動經費，我相信那仍然是值得承擔和支持的，因為我們不可能認為單靠社會行動（例如示威抗議），本身就足以培育出一種民眾意識去檢視社會問題，進而作持久的社會抗爭的參與。

　　多元的，而且文化性強烈的發聲和表現，是深化訴求以外的社會理念和提供催化動力的。這些都可以從最近長毛現象中得到考證。他之前演劇，邀請資源中心友朋一起在集會玩band，又搞化妝宣傳，這些文化符號都是他成功把大眾吸引，聆聽他進一步的觀見的誘因。台灣作家龍應台早強調，香港要從文化走出改革的路。

　　常管二委以來在方向和手段上的互不聆聽和執拗，其實令很多相關的社會有心人士和力量無法發揮，本身亦在虛耗資源。學聯內部如果浪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承傳一些偏見的結論上，再加上社會客觀條件的制肘，如今年音樂節面對的警方和場地的拖延困擾，最終只剩下不足兩周的宣傳時間；又受到地域政治壓力的排斥，令內地參與者卻步，我們所面對的前路將更難走。

　　我們深信在社會遠景上，學聯的各院校代表同學之間，不會是南轅北轍的。而以學聯的背景，內部人士關係和組織架構，亦理應不存在既得利益者。所有現在的方向和手段的爭議，對外間來說，根本無從理解。例如今年音樂節的參加者，由團體到個人，不少本身亦是長久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和對社會抗爭有相當經驗的，他們對一個組織的活動卻無法得到組織成員的支持這種現象，是難以理喻的。

　　檢討今年的音樂節，日期（父親節）和地點（大埔）是很多朋友認為是觀眾不足的成因。但相信，因為要通過不同的會議決定，又要經過不同的部門的批准，令正式宣傳時間少於兩周，才是致命點。然而，當日的展覽和表演，卻是一個各式各樣的社群和議題共同發聲的珍貴匯展。為了不讓這個活動的參與者的努力浪費，我們正依計劃把錄音和錄象製成光碟，提供予院校的學生會及公共圖書館收藏，作為歷史分享。

　　社運資源中心的其一重要工作方向是紀錄社運，討論社運和延伸／再生社運的人本資源。這點，經過三屆在學聯的架構下嘗試起動的自由文化音樂節，是在致力完成的，這都有賴同學們體現在今年學聯特刊中勾勒的多元理念和包容的態度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