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者的抗疫日常】之二兩次疫情、四任僱主:移工「媽媽」在香港的二十年

【照顧者的抗疫日常】之二兩次疫情、四任僱主:移工「媽媽」在香港的二十年


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Written by: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autonomous 8a

三月頭的一個禮拜日,我去了中環想了解移工在疫情下的工作和生活。一出地鐵站,原本水洩不通的遮打道冷清了許多。穿過行人隧道,來到菲律賓移工組織在大會堂外的聚點,他們正在開國際婦女節的籌備會。雖然放假外出的移工少了,工會照常擺了諮詢站,也籌得了一些口罩,派給現場有需要的移工。

相熟的菲律賓姊妹聽到我想聊聊,伸手一指:「你去找Nanay Nida!」Nanay在他加祿語中是「媽媽」的意思,是移工社群裡年資較長的姊妹才會有的稱號。身為菲律賓移民工會(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的成員,Nida剛開完會便利索地搬來一張摺凳——她說自己以前有關節炎,站不久。聊天的時候,路過的姊妹朝她打招呼,或彎下身和她商量當天的組織安排。Nida接過姊妹手中一片全新的口罩,嘟囔著沙士時期也沒有像現在一樣鬧口罩荒。我才意識到,她對沙士的記憶比當年還在讀小學的我要深刻:那是她來香港的第四年。

三個兒子的媽媽

本來想談談疫情,Nida卻說起她的大半生。二十年前,Nida擁有大學學位,正在菲律賓伊莎貝拉省的金融公司做會計。因為不是註冊會計,那也只是一份僅夠裹腹的工作,月薪不到港幣二千元,是當年來港做移工的一半。她的小兒子才7歲,二兒子在讀中學,大兒子剛剛踏入馬尼拉的大學。城鄉差距在這個大家庭裡,集中體現在教育質素。大哥去了馬尼拉,回來和媽媽訴說省裡的大學沒有教的東西、城市的人脈。媽媽聽在耳裡,暗自下了一個決定。1999年9月9日,45歲的Nida離開菲律賓,來到了香港。

媽媽不在家的日子,兩個幼子便交由丈夫照顧。相隔異地,Nida給兒子們買了一部手機,是那時最便宜的款式。自己沒錢買手機,就買電話卡到街上的電話亭,或去店鋪借電話,至少能和兒子保持聯絡。這樣過了五年,丈夫卻不幸去世。長子已經畢業,在菲律賓一間大型電訊公司工作。次子也剛上大學,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但幼子還在老家讀高中,怎麼辦?她問小兒子。弟弟想和哥哥們一起,於是便送他到馬尼拉的私立中學——這意味著一筆與大學學費相近的昂貴學費,媽媽一一扛下。三個兒子在馬尼拉的時候,都寄宿在小姑子家的一間房間,包辦伙食,Nida則每月寄一筆生活費。她形容就像是「回報時刻」:1985年,Nida丈夫去了沙地阿拉伯工作,小姑子一家都由Nida照顧,像小姑子讀大學的時候就是投靠在職的Nida(那時她還只生了大兒子)。現在輪到Nida漂泊異鄉,小姑子又擔起照顧三個孩子的任務。這個循環,我猜是歷代移工一再經驗的家庭故事。

二十年的香港打工記

Nida在香港工作了二十年,從她的中年步入退休年齡,總共照顧過四個家庭,也經歷了香港的起跌。第一任僱主是個華人家庭。在她的憶述裡,家傭的工作倒沒什麼,卻時值香港移民家務工經歷第一次減薪:1999年,政府以金融危機為由,將移工的最低工資由每月3,860元減至3,270元。600元,對於要負擔三個兒子學費和生活費的Nida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完成了兩年合約後她要求加薪,僱主不答應,她便沒有續約,來到一個加拿大家庭,照顧四歲的男孩。第二任僱主比較闊綽,一直付她高於最低工資的薪水。03年沙士在香港爆發的時候,僱主舉家回了加拿大,把Nida急哭了:疫情下找新僱主實在是一樁難事,若找不到新僱主,她就要回菲律賓啊!來港工作的中介費、兒子的學費……她想都不敢想。

幸虧在這個時候,Nida遇到了一位剛來香港的荷蘭單親媽媽,帶著一個三歲半的兒子。面試的過程她還歷歷在目:2003年5月5日,她來到荷蘭女士在荔景的辦公室——那是她第一次到荔景。一坐下,女士看著她的履歷,沒有多問工作經驗,反而聊起各自的孩子,又給她看自己兒子的照片。「他真的很可愛!」Nida巴不得馬上給我看照片。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們三人相約太古廣場的星巴克吃早餐(Nida認得太古廣場,因為以前加拿大男僱主在這裡工作,她常來送西裝)。兒子很快就喜歡上她,拉著她反覆坐扶手電梯玩。玩累了,抓著她的衣服說:「我們一起回家吧!」就這樣,在第三任僱主家一做就是十三年半。

回想起沙士,Nida說好像沒有這次新冠肺炎般嚴重。雖然人人都戴口罩,但物資還算充裕,每個禮拜日去的教堂也照常開放。疫情持續了半年便開始受控,因為她記得上一任加拿大僱主又在當年9月份回香港,想重新聘用Nida。有新合約在身,她當然不能答應,但還是去拜訪了他們在薄扶林的家。她還記得,當年荷蘭僱主是因為沙士租金下跌,才租得起陽明山莊的豪宅。

後來她又隨荷蘭僱主搬到堅尼地道、清水灣。荷蘭女士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常常去尼泊爾靈修,又帶蠟燭、香和各種首飾回家,所以Nida還要幫她準備簽證。那個和她在太古廣場玩電梯的小男孩,轉眼就升上了國際學校,又一晃便17歲,不再需要Nida照顧了。離開那一天,荷蘭女士開車載著行李送她到新僱主家,臨別前還和新僱主握手:「請好好照顧Nida!」十三年的僱傭情誼,Nida現在還維繫著:男孩已經20歲,在阿姆斯特丹上大學。月頭看見新聞報導北角一間佛堂有新冠肺炎的確診者,Nida馬上打給荷蘭女士慰問。知道她現在自己一個人在香港,Nida怕她沒人照顧。

大屋的家務工作

Nida在現任僱主家工作了三年。剛任職的半年他們住在東涌的住宅,半年後搬到大嶼山的村屋。一說起搬屋,她有點沮喪。問她為什麼喜歡公寓,她毫不猶豫地說:「方便打掃啊!就算都有三個廁所,但至少在同一層,不用爬樓梯,也不用打理花園。」僱主現在的房子是一棟典型的三層村屋:底層是花園,種了羅勒和蔥,還有一棵棕櫚樹;天台用來曬衣服,有個沙發可以坐著看山看海。要我打掃這幢大屋,光是想想都頭大。

家裡有兩位家務工,Nida負責清潔、打理花園、看貓和遛狗,另一位負責買菜做飯。打掃房子以外,照顧寵物也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兩隻貓不需要太多時間照顧,但一隻14歲的老杜賓犬和一隻小狗可讓人費心得多。小狗尚可在花園玩耍、解決大小便,大狗則必須外出散步。Nida每天要遛它四次:清晨6點,先餵他吃藥,然後帶出去走一個小時(Nida笑稱,一隻老狗和一個老婆婆,走得慢嘛);早上11點和下午四點,出去15至20分鐘小便;晚上8點,再遛一個小時。此外,因為杜賓犬年紀大病痛多,她還得不時去沙田的寵物診所拿藥,或帶狗狗到梅窩的愛護動物協會做檢查。兩位移工輪流放假,Nida放週日,另一位逢週六休息,不過她會在週五就準備好第二天的飯菜,貼好標籤、放在冰箱裡,好讓不諳廚藝的Nida翻熱給僱主吃。連同僱主,三人各自的工作時間表和行程都寫在家中的白板上。

比起我們之前訪問過的幾位移工和許多姊妹,Nida疫情下的工作條件要好得多。僱主為她準備口罩、酒精搓手液,甚至更高規格的N95(但Nida說戴起來「像個太空人」,假日只把它放在包包裡,戴普通外科口罩)。每個禮拜日還可以照常放假,回家時把鞋子放在屋外,馬上洗澡、洗衣服就可以了。她認識的不少姊妹,尤其是和僱主一起住在公寓的,往往還沒進門就被全身上下噴酒精。Nida也不需要加入「搶米、搶紙潮」,只是有一次週日離開中環前,看見超級市場有廁紙賣,就順便搬了兩條回家。不過,清潔的工作當然繁重:床單、枕頭套換勤了,熨燙衣服的次數也多起來,每天更要換洗三間廁所的毛巾。早前有寵物松鼠狗確診新冠肺炎,Nida的僱主特別交代要好好看管兩隻狗,一看見它們在家流口水或打噴嚏就要馬上進行消毒。僱主還常問她有沒有忘記換洗洗浴室的擦手毛巾,她會嘟囔:「你看,昨天那塊是藍色的,今天是綠色的,我每天都換呢!」Nida解釋,為了讓僱主安心,她從來不在浴室掛白色的毛巾。

即使有時也是工作的一部分,Nida和僱主的日常互動還是很有意思。因為去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加上現在新冠肺炎,僱主每晚7點半會叫她到一樓的客廳,準時收看電視上的英文新聞。後來發展成,僱主不在家也會發個信息來問,今天看了新聞沒有?她苦笑,就算沒看電視,現在臉書上的新聞也夠多了吧。僱主招待家人來吃飯,會讓她介紹菲律賓美食。雖然Nida不會做飯,平常買菜做飯的工作都由另一位移工負責;但她還是很了解僱主一家的口味。女士不喜歡甜食,她爸則喜歡吃sinigang(一種傳統菲律賓燉菜,混合羅望子醃製的肉,嘗起來較酸),這些飲食習慣她都清楚得很。

遇上支持移工運動的僱主

Nida的現任僱主是一位50歲的美國女士,有一個13歲的養女。談起她,Nida向我提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很理解我們的組織工作。」菲律賓移民工工會成立於1998年,組織在港移工社群爭取自身權益,與不同國家的移工團體一起做政策倡議,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Nida在2003年左右加入工會,是資歷豐富的成員之一。由於每個禮拜日要投身於組織工作,她應聘前就已告訴現任僱主自己的參與,僱主並不介意。2017年是她任職的第一年,那年五一勞動節遊行,移工團體一如既往加入遊行隊伍,爭取移工和本地勞工的待遇改善。Nida的僱主和她的養女一起現身,兩人跟著移工隊伍從銅鑼灣起步,遊行至政府總部。「她(僱主)想告訴養女,移工(假日)在做什麼。」

除了支持移工遊行,僱主還每年參加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的慈善步行;兩年前,香港唯一一間民間移工庇護所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陷入財困,僱主更在同事間宣傳,籌得一筆捐款。平日工作時,僱主也會讓Nida隨時接電話:「可能是有人需要幫助呢!」的確,Nida不時接到姊妹的求助電話,有些可能突然半夜被僱主解約、趕出家門,她必須馬上找組織協助。所以僱主甚至會和鄰居的移工說:「有事找我們家工人吧!」

抗疫時期的社區組織

移民工工會的組織工作大多只能在週日進行,方便他們擺街站、為移工提供諮詢、舉辦大小活動,也是工會成員每個禮拜唯一能夠見面開會的時候。現在,因為僱主擔心移工放假聚集時染病(按:但事實上,至今確診的移工大多都被僱主傳染),很多姊妹不能放假,組織工作難以展開。為了更好地抗疫,原本計劃的活動,像二月的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和三八國際婦女節,都縮短了時間(以往的活動通常晚上6點才結束,現在下午2點就要叫停),也只能以小組形式進行。剛過去的國際婦女節活動,單是在中環,移工就分散在遮打道和大會堂,以免聚集太多人。政府禁止四人以上公眾聚集的第一個週日,他們則分散在中環各區向菲律賓移工宣傳並派發防疫資訊。

今年移民工姊妹在國際婦女節當日的活動合影。橫幅上的標語有:「結束現代奴隸制」、「爭取生活工資」、「停止針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圖片來自:菲律賓移民工會臉書專頁

不過也正因社交隔離,Nida在大嶼山的社區組織反而更加蓬勃。這些年來,Nida平日外出遛狗時認識了不少鄰居姊妹。知道Nida是工會成員,她們會來諮詢工作、中介等問題。於是,Nida也開始把改善移工待遇的聯署、針對移工工作情況的調查問卷之類的組織文宣帶回大嶼山。在新冠肺炎爆發前,姊妹們不時相約在大嶼山燒烤或慶祝生日,她則一點也不浪費等人的時間,把移工權益小冊子拿出來,向她們解釋什麼是合法的假日和工作範圍、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僱傭合約的細節等等。她還毫不忌諱和姊妹談論菲律賓的政治議題:本國的失業率、當地政府粗暴徵收農地;自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她和工會也持續關注並譴責政府打壓異見人士的行為。姊妹之間當然也有支持菲律賓政府的,立場堅定的她也會和她們討論:「來,告訴我你們的好總統為移民工做過什麼。我們在菲律賓找不到工作,受過教育的人都要出國做家傭,還要接受各種歧視性的政策。菲律賓政府做過什麼嗎?」無論在解答姊妹的疑難或理論時政,「媽媽」的氣勢都表露無遺。這陣子,Nida便忙於在社區裡派發防疫資訊,隨時在社交軟件和姊妹分享香港最新的疫情動態。

移工組織因應疫情製作的他加祿語單張。右圖是抗疫須知,包括呼籲移工不要聚集、自備餐具、緊記戴口罩和使用酒精消毒液等。左圖是一系列網上活動,要求菲律賓政府為移民工提供防疫協助。圖片來源:Migrante – Hong Kong

移工「媽媽」即將道別

「我再過兩年就要回菲律賓喇。」活力十足的Nida,原來已經65歲。她的三個兒子如今事業有成:長子已經38歲,主修廣播的他離開了電訊公司,來到一家大型企業工作;二兒子在菲律賓綜合醫院的眼庫任職專業護士,為視障人士做角膜移植;幼子則是註冊護士,疫情之下正在菲律賓衛生署負責新冠肺炎的檢測。Nida每次談起她的兒子都難掩驕傲,臉書頭像更是三個兒子的合照——畢竟是她二十年的汗水所養育出來的啊。「我當然有犧牲,難道他們就沒有嗎?」我想,Nida說的大概是失去的時間吧,隔著海的聯繫始終沒辦法代替陪伴,兒子成長的階段不在身邊,錯過了也只能錯過。

至於自己的將來,Nida倒很放心。雖然有低血壓,需要每年抽血、做身體檢查,但所幸僱主的醫療保險都能覆蓋。兩年前患上關節炎,痛得彎不了腿,現在也好了很多,「我還可以跳One Billion Rising呢!」回國後,她會和小兒子一起住在馬尼拉,社會保障服務能讓她拿一筆退休金,加上自己多年來的積儲,雖不多但也夠養活自己。時不時和朋友、舊同事相聚,享受退休生活。她最捨不得香港的,大概就是這班愛稱她為「媽媽」的移工姊妹。還在香港的日子裡,她想讓姊妹們知道:「只要你被苛待了,我都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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